生活不能自理。本来我家要将此狗一块带到楼房,无奈居委会小脚侦缉队的广大队员们集体不同意,说上头有文件,不准在楼房内养狗。尤其是对我家,更是三令五申。无奈之下我家人只好忍痛将狗送人。那狗在离了我家以后不吃不喝,成天趴在窝内哀鸣,最后竟然被一二流子看上,半夜以后给勒死炖着吃了。知道消息以后当时就把我气了个半死,从菜板子上拖了一把菜刀就要去找杀害我家冬宝的凶手去拼命,给它报仇。结果被我爸抱住,将我臭骂了一顿。自此以后直到高中,我都没在吃过狗肉。
后来勒死我家冬宝的那个二流子也没有好报应,95年因为饮用假酒过量,最后导致酒精中毒而死在了酒桌上,因此我无比感谢那些制造假酒的同志,因为他们替我家的“冬宝”报了大仇。
当年和其他有远见的人一样,我的父母已经清楚的认识到未来将会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到时文凭对于一个人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分房评职称将会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造原子弹的收入终究有一天会超过卖茶叶蛋的,而且是远远的超过。这一点其他大人也都深有同感。即使时那些没有我父母那么高远见的也都希望让自家孩子早点上学,因为早上学即意味着早工作早领工资——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好处。因此在子女上学的问题上,我们的父母无论是智者还是愚民都一直达成了共识。
和入托一样,对于家长们来说,我们上学也是一件颇让他们费心的事情,甚至比入托还要难办。虽然中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让那所小学来尽义务还说要好好研究研究的。上学不比买手纸,差一点也可以将就用,这可是关系到自家孩子一生幸福的大事,和结婚娶媳妇是同等的重要——挑差了都要倒霉一辈子。
一开始我的家人本打算将我送到劳改分局下属的子弟学校红卫小学,也就是我父母的母校。要是在文革以前,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年这红卫小学在凌源也是一代名校,无论学习文艺还是体育等各方面都是拔尖。正因为如此,在十年浩劫中这学校里的红卫兵们在文攻武卫斗私批修方面也不甘落后。因此这里也就成了重灾区,停课闹革命那会全校上下被打的没有一块完好的玻璃。百分之六十的优秀教师被打倒,剩下百分之四十的教师则参加了造反派,负责打倒另外那百分之六十。文革结束之后,原来的优秀老师或是被关进了牛棚,搞得一辈子都不敢教书,或是造已经跳槽改了行——我们托儿所的那位辅导员就属于这种例子,还有两位因为受不了被自己的学生施以革命专政,已经“自绝于人民”了,剩下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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