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在的赌注比以前还要大。洛伊斯很害怕,如果仅仅因为起诉,他们就拿绞刑架来威胁她的话,现在获得了集团诉讼资格之后,他们又会怎样对她呢?她马上想到了工厂里那些很危险的地方。她又给帕特打电话,说:“我还敢再走进颗粒工厂吗?我不想成为乌龟俱乐部的一员。”乌龟俱乐部的成员是指那些被不喜欢他们的人从高处用诸如锤子一般的坚硬物品砸中的人。
罗森鲍姆驳回他们的禁令救济请求,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尽管很失望,却一点也不奇怪。毕竟,现在还没有证明公司应对维持恶意的性骚扰环境负责,也没有证明他们处理雇员纠纷的政策不够充分。在没有证明公司应做某事之前就命令它这样做,也未免太过于草率。进行集团诉讼资格听证的目的是决定女矿工们能否一起寻求救济,而义务的承担则要待确定她们主张的合理性的听证后结束后再做决定。12月17日清晨,洛伊斯给博勒打了个电话。博勒很快注意到洛伊斯非常心烦意乱,她很担心。“我知道洛伊斯变得越来越脆弱了。”洛伊斯也给斯普伦格尔打了电话,那时他还在华盛顿。他们的谈话把斯普伦格尔搞糊涂了。“我们获得了集团诉讼资格,洛伊斯却很悲痛,我真的不能理解。洛伊斯似乎有点疯狂,她想要正确的东西,但她真的不知道想要什么。”对斯普伦格尔来说,洛伊斯好像不理解他们其实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这是关于性恶意的工作环境的第一起集团诉讼案。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罗森鲍姆的裁决是“斯普伦格尔&兰”所赢得的一次巨大的胜利。“(《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并没有规定工作环境应成为维多利亚式的沙龙,白手套、水晶和精致的瓷器从来既非必要也并非为人们期待,”罗森鲍姆写道,“法庭采纳了侵犯行为普遍存在的证据,在墙上和餐厅、工具库、柜子里、桌子上和办公室里随处可以看到含有明显的性意味的乱写乱画和海报……妇女们讲述了出其不意的触摸,包括亲吻、掐和捏等;妇女们还讲述了那些冒犯性的话……以及……关于女人不属于矿上、抢了男人的工作、应该在家照顾孩子的评论。法庭认为这些证据足以使原告的性骚扰诉讼成为一个集团诉讼。”
罗森鲍姆还批判了奥格勒比·诺顿的观点,即由于许多妇女都没有投诉工作场所明显含有性意味的东西,公司不应对容忍这些东西的存在负责。“被告声称,”他写道,
“没有将缺乏保护作为原告抗辩理由的先例。”
在全国范围内,罗森鲍姆的意见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先例。该裁决的意义在于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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