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们能找到的哪怕是最细微的证据使麦克纳尔蒂相信女矿工们只是为了钱而编造她们的请求。就像在责任认定阶段的听证会上所做的那样,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将试图使法官相信女矿工们之所以作伪证是为了怕报复,其实她们的权利那时已经被侵犯了。同时,他们也知道在交叉询问阶段,如果对方不攻击女矿工们诉讼请求的虚假性的话,一定会攻击她们证言的可信度。
斯普伦格尔和博勒试图让那些最可能博得别人同情的人先来作证。
开庭之前,律师们对女矿工们进行了分类。斯普伦格尔负责处理洛伊斯和朱迪的证言,博勒负责处理凯西及其他诉讼请求比较强有力的妇女的证言,沃尔斯基负责处理那些最无力的请求。被分配给沃尔斯基的那些妇女并非没有遭到和其他女矿工一样严重的骚扰,而是她们的行为表明她们对骚扰的反应不像后者那样敏感。按照性骚扰诉讼中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女人们越坚强,就越难证明工作环境对她们造成了损害,也越难得到数额可观的赔偿。例如,丹尼斯·维斯尔嘴巴很厉害,她还曾经把一个曾经常骚扰她的同事的肋骨打断。“和维斯尔一样的人总共有三位,”沃尔斯基回忆说,“让她站在证人席上把她描绘成易受伤害的女人是非常困难的。”
律师们最终决定让雪莉·伯顿最先作证。雪莉自1976年开始在矿上工作,她是直到凯尔作出判决、《梅萨比日报》上刊载了那则通知后才提起诉讼的,也只是在那时,博勒和其他律师才开始认识她。现在雪莉仍在矿上工作,由于害怕遭到同事的报复,她的起诉是非常不情愿地。在埃弗莱斯工作期间,她大都在大坑工作。斯普伦格尔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首席原告,因为她的经历尤其可怕,而且她也没有在抗议书上签字。
第一天听证会的一大早,德卢斯刮起了弥天盖地的大风雪,走完从旅馆到法庭不过一小段距离,博勒和雪莉身上早已被冰柱覆盖了。九点多一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