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我们姑且不去争论在文章中所写的这个比例是否属实，但是其中存在的一点我们必须引起注意，那就是，如果女学生卖淫现象存在，是不是属于“公众利益”的范围？陈杰人的这一做法是不是侵犯了这些女性的隐私？现在“公众利益”的界限还很模糊，个人理解事物的角度不同，意见也不相同。我们很难从中评定谁孰谁非。

从社会一般的伦理道德角度讲，对于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的现象，记者一般不宜随便使用隐性采访，即使使用，也要做一些技术处理。例如，一家电视台在报道城市不文明行为时偷拍偷录了这样一组镜头：一个中年男子在公用电话机前，一边抽着烟，一边不紧不慢地同对方讲一些无实际内容的话；旁边几位等着打电话的人焦急不堪。作为一种不考虑他人、只顾自己的社会风气，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法律没有规定打公用电话的时间及通话速度，其行为没有违法；而记者的偷拍偷录是否合法尚无定论。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把握，关键是对于社会心理的把握……社会心理的另一变化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意识也在增强。这就使报道必须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否则，受众在‘推己及人’的考虑中会对媒体的无所顾忌心存反感。”　从长远看，公民素质的提高、社会文明的促进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并非一“曝”就灵。如果记者滥用偷拍偷录，并且在播放时不做任何技术性的处理，置对象于“众目睽睽”之下，就会对其造成过度伤害。长此以往，只会造成人人自危、过度紧张的社会环境。

的确，我国目前的确存在一些这类的偷拍，不但没有从“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且严重的侵害了人们的隐私，新闻记者不应采纳与效仿。

4。　　暗访行为是“撒谎”和“欺骗”因此不可为之。

有人说，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与上个世纪鲁迅所说的是一个“瞒”和“骗”横行并无二致，公民普遍缺乏诚信意识，社会机制在一种“不公开”“不透明”的氛围中运行。此话有理，而作为社会监测器的新闻媒体如果也习惯于用隐性采访这种不公开、不坦诚的手法获取新闻信息，不论其理由如何冠冕堂皇、光明磊落，也难免使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使用隐性采访方法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并维护媒介的公信度。单从暗访报道本身来说，记者和被采访者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了解底细，一方不明就里，一方有技巧、手段和机器，一方则没有，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而在此时此地，公众可能更同情“弱者”，从而对媒介失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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