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菲也不便多问。只有陈一弘下意识地感到沈琳那难言之“隐”在何处,不免引来了情感上的阵阵微波。
过了不到三个月陈一弘和冯菲忽然接到了沈琳的结婚请柬,还打来了电话,新郎是供销合作社的干部,名叫韩刚,她们学校一位女教员介绍的。事情很不凑巧,当时区里已经通知了召开区委扩大会,陈一弘无法抽身,也正好本能地为他不愿参加沈琳的婚礼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便只好派冯菲全权代表了。冯菲去了三天回来,向陈一弘说了自己的观察:沈琳的婚姻似乎有些勉强,看得出来她自己并不那么高兴。陈一弘听了冯菲的叙述,沉默了许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陈一弘夫妇处于顺境之中,像是在大平原上乘车,一切都稳稳当当。那几年的日子他至今想起来反而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似乎就是整天忙忙碌碌,夜半三更方才回家接受妻子的温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对干部开始讲“政绩”,讲“四化”。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了好几年的本科大学生,陈一弘可以说要政绩有政绩,要“四化”有四化,顺理成章地便一下子乘上了特快列车。短短的几年中,他由区长而副县长、县委书记,又一下子成了三江市的副市长。或者可以说这就叫作机遇吧,在这一“快速进步”的过程中,他是“跳了级”的。由一个副县长一跃而为县委书记,是很少有的事。有人专门研究过各类领导干部的晋升过程,发现年轻而至高位者十之八九要“跳级”,很少有按部就班一步步上台阶的。这自然会带来各种议论,但在这纷纷议论声中,只要本人过硬,一个优秀干部的形象也就慢慢地树立起来了。
在这几年中,陈一弘觉得一切都处于顺顺当当的境遇中,当然有甘有苦,但像学生解答一个难题,答案终于得出来了苦也就变成了甘。他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一年似乎也不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几个星期了。在这些迅速流逝的日子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许多难以消失的脚印。但也有不少浑浑糊糊的日子,就是那些无休无止的会议。一年开了多少会,他说不清楚更记不清楚。
因为太忙,陈一弘很少过问家事,也难享受一次天伦之乐。冯菲随同他调来市里对口在银行工作,一切家务事都落到了她的头上,而巨总是安排得很好,不让陈一弘操一点心。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贤良的妻子这句话,在陈一弘、冯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星星。作爸爸的陈一弘似乎并没尽到应尽的义务,连尿片也没动手洗一次,星星却已经上了托儿所,接着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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