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部分

作记认”的规定“量刑定罪”。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可能在清代刑律有关放血结盟条款的演变过程中找到天地会起源时间的线索。因为，天地会是在为了反清复明而秘密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活动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这种活动还不普遍，清朝刑律尚无明显反映，很难说天地会就已产生。既然康熙初年大清律例还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视同聚众赌博一类的“杂犯”，那么，把顺治朝刑律中的有关规定作为当时业已存在天地会的旁证，显然不能成立。

不过，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刑律将“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之人列为死刑，这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压力，迫使歃血结盟活动转入地下，向秘密方式发展。而康熙初年的清朝刑律没有把异姓结拜兄弟事件当作政治谋叛，它就反而如同“刑部向因严禁赌博，定有治罪条例”那样，禁而不止，并给那些利用这种方式秘密从事反清复明的人们留下一个有空子可钻的机会。

众所周知，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擒杀，南明王朝的瓦解，大西军的最后失败，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基本结束。尽管当时巴东的“夔东十三家”和隔海一隅的台湾郑成功尚在坚持抗清斗争，但是，其影响已经微不足道了。事实上，不到两年之后，大顺军的著名将领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均相继牺牲，郑成功于1662年6月病逝。大顺军的另一著名将领李来亨也在1664年壮烈捐躯。因此，从康熙二年（1663年）起，除台湾等个别地区之外，清中央政权基本上确立了对全国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统治。自清军入关以来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清浪潮，从此转入了低潮，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民族矛盾逐渐向阶级矛盾转化。尽管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之前，社会矛盾的转化尚未完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呈现互相交织的状态，但是，昔日“联明抗清”已经进入“反清复明”，公开的武装斗争已被非武装的秘密斗争所代替。“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这一最适合于秘密斗争需要的聚众结社方式，也就因此而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