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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说:“小萁,你真是善解人意,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件幸运的事。”
然后老总问我去哪个医院检查比较好,我告诉他去地坛医院。老总几乎没听说过。我说那是个专门防治性病的医院。老总便有些犹豫。我告诉老总,您检查的时候可以用假名,没人知道您是谁,即便真的有病,整个治疗的过程您都可以用假名,没人追究您的真实身份,医生绝对为您保密。
“可是……小萁,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呢?”
我听出老总的话里的疑惑,就道:“我有一个朋友得了性病,去的就是地坛医院,他说病人到了那就跟到了天堂差不多,那些穿白大褂儿的真的是天使,无论行动、语言还是微笑,都带有天使的特点,既温和又甜蜜,让病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总之一句话,那里简直就是病人的天堂。”
经过我这一番游说,老总释然地长舒一口气。最后他关照我让我无论如何要开着手机,以便跟我保持联系。我说我哪儿也去不了,您就往我家里打电话就行。
放下话筒,大姑夫在窗根儿底下喊我,问起来没有,想吃什么。我想起昨天晚上那碗油乎乎的挂面汤,食欲立即减去一半,又怕连续不吃东西大姑夫担心,就说喝牛奶。消停片刻,大姑夫敲门,送牛奶来了。我从沙发上抓起那件深蓝色的棉睡袍,往袖子里伸胳膊的时候刀口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打开门,见大姑夫右手端一杯奶,左手托一只小碟子,碟子里是两块稻香村的点心。他没有马上进屋,而是站在门口呆了一会儿,问我是不是伤口疼。大姑夫喜欢将刀口说成伤口,我细细琢磨过,伤口比刀口有行为性和人为因素,是一种被动的受害,大姑夫这么说,可能是跟他的经历有关,经历过“文革”的人时时提防有人会伤害他。我说刀口是有点疼,不过还能忍受。我接过大姑夫手里的牛奶杯,还有一只放着两块点心的盘子。大姑夫转身的时候对我说,要什么就喊一声。
我坐在沙发上发愣,心里想着老总的事,想象着他如何顶着那头花白的头发去地坛医院做HIV检查,如何满面羞愧、支支吾吾地向医生说明自己的情况,然后红着脸接过医生开的化验单朝化验室走,边走还紧张地朝四周看,有没有熟人要躲避……
我拿起茶几上的牛奶杯子喝一口奶,想到人活着实在不易,像老总这样的人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放纵一回,还担惊受怕,权衡得失,这世界真是没什么可理论的了。就像我现在的状况,马上面临的就是化疗,接着是掉头发。我不知道当头发掉得一根儿不剩的时候,我还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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