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理性协调,有压倒一切的价值作为它的目的,只有生育这个目的才能更好地为它辩护。其二,理性不仅为性快乐提供一个好的目的,而且通过性器官的生物学功能可发现这一目的。
可是,他的理论也很难落实到行动,因为,为了保证性活动是符合理性的,也就是符合生育规范的,那就必须保证性活动一定是为了生孩子。这可不好判断。谁能清楚地判断哪次性交是为了生孩子,哪次是为了别的不良企图?阿奎那可谓绞尽脑汁,提出的区别方法竟然是:生育借以可能的精确的和不受阻碍的身体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不管生育事实上是否可能,也不管是不是“怀上了”,只要性交过程得以完成,没有有意避免生育,就可以表明是符合理性的、是符合规范的。所以阿奎那的确比奥古斯丁解放开明得多,他所反对的是反生育的婚姻性交,所以一切非婚姻的、避孕的等等性行为在禁止和反对之列。这一点,一直到今天恐怕还在发挥指导作用。但是他提出的衡量标准实在不足为取,如果不能“完整地”性交,一切性的接触都该反对,这跟中国的“男女授受不亲”倒是不谋而合。可是,和计划生育就完全闹拧。
我敢断定,中世纪的欧洲是一段制造虚伪和人格分裂的历史,就像中国的某些历史阶段一样。我的依据在于,生活在中世纪的人,只能在表面上伪装善男信女,这是教权统治和种种禁忌给逼的。不信吗?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假如有一对男女相好,两相情愿进行一番云雨之事项,即便是夫妻吧,也要事先声明,我们这是神圣的,与欲望无关;最难的是在高潮来临之际,一定要在内心、思想上与本能欲望划清界限,心中神圣地期望将来的后代无论是男是女都没有继承我们的罪恶,此刻的自己和对方都排除了任何泄欲的“杂念”;然后,穿上裤子,大概还未等到衣服穿齐整,就立即手划十字,向上帝忏悔,为自己和可能怀上的后代进行祈祷。——大概能做到这些的绝无仅有,可是又必须宣称这些全部做到了,或者至少绝不能暴露自己这些没有做到——虚伪和分裂就这样每日每夜地大量产生。
文艺复兴冲击禁欲主义,绝对是思想解放中精彩的一笔。但中世纪体魄的瓦解,绝不等于其骨骼尤其是神经同时烟消云散。不仅文艺复兴,而且欧洲启蒙运动的强大思潮,都对于中世纪禁欲主义客气地预留了许多尾巴。直到19世纪,荒谬仍在延伸。而且,笔者坚信,了解这些荒谬,对于审视今天绝非毫无裨益。
比如为了追求语言的“净化”,文艺作品中要把女人的腿称为“手”,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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