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不是能煽起一点儿风吗？我们就利用这个空隙观察筒道里的犯人。哪个号少了一个人，哪个号换了一个人，哪个号只有一个人，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我从那儿看到了那个让我忘不掉的女孩儿，知道了苏联人莉达离开我们号后并没有出去，还看到了我的同案犯郑红丹。

红丹是一凡家的常客，我曾在一凡家见过她，据一凡说她是个恶作剧式的人物。我曾经在一篇写赵一凡的文章里提到，为了说服一个固执的女孩儿，一凡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女孩儿当面把信扔进火炉，一凡又写第二次，她把信撕得粉碎，一凡便写第三次第四次……这个固执的女孩儿就是红丹。一凡之所以容忍红丹是因为她的姐姐郑晓丹。晓丹是遇罗克《出身论》一文的忠实保卫者，她和她的家人曾把《出身论》砌入火坑里，埋进泥土里，塞进墙壁里，但最终没逃过被十八次抄家的洗劫，最后由晓丹的弟弟从存放抄家物资的仓库里又偷了出来。遇罗克被捕后，晓丹受遇罗克精神的感召，回到学校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写大字报公开为《出身论》辩护，向中央文革挑战，在遇罗克被捕半年之后被迫害致死。晓丹生前曾经热恋过一凡，对于她的死，一凡痛惜万分后悔万分，所以特别善待红丹。

在筒道里见到红丹使我异常吃惊，我虽以“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抓进监狱，但我本人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更不知道这个组织都有哪些成员，红丹在筒道里出现，使我对自己的案情更加扑朔迷离。直到我和一凡出狱几年之后我们才大致明白，我和一凡被牵进去正是由于红丹的男朋友，所谓“第四国际”，不过是他轻狂的夸夸其谈。

红丹的父亲郑新潮是一九三七年奔赴延安的老干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为特务，列入枪杀名单，纠偏时幸免于难。抗战胜利后，他辗转到了东北牡丹江创办军马场，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为前方输送了上万匹军马。一九五○年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他时赞扬他，熟悉生物学、物种学，为军马建设打下了有利的基础。一九五七年——又是一九五七年！这真是一个躲不过去的年份——他因不同意取消军马场而被划为右派，被赶回老家邢台，儿女们因此饱受被歧视之苦流离之苦。晓丹因此而对《出身论》有强烈共鸣，也因此而亡命黄泉。红丹出狱后回到了邢台，恢复高考后在当地上了大学，学了英文，又当了教师。后来听说她考了研究生，再后来听说她到了美国，这期间我们居然没有再见过面。

一九八九年我和丁东、徐友渔合编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美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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