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世界不存在了，他进入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

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十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这种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

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一九六八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陈毅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他的处境自然不妙，遂跳楼自杀。自立成了黑五类，但骨子里还有着干部子弟的狂妄。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在批斗他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使之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被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

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解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恨》（署名伊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一篇小说可以分而知之的话，我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一，如果不能，我只好承认百分之百不懂。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在报社喧闹的办公室里，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而且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

不管他的试验是否成功，我都这样认为：在《今天》的作者里，他是在绝对意义上从事文学，而不是在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会的意义上从事文学。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是一种倒退，他为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包括评论家，不能从文字本身进行革命性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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