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而感到焦虑和无奈。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考、读书和写作,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认同并欣赏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他像一只蜗牛,幽闭在一个硬壳里,全身心地营造个人写作状态,与众多大陆作家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安于这种毫不相干的现状。
荒芜青春路8
我在《今天》见识了许多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物。一些不明来历的外地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滔滔不绝,四川的薛明德瘦小而活跃,看到他,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总也摆脱不掉滑稽的感觉。他们都是最初在京城闯荡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现代派作品挂在西单墙上,引来无数好奇但不解的目光。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
也许所有搞艺术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设计一种独特而古怪的形象,就像顾城总戴一顶用牛仔裤的裤腿剪成的帽子一样,马德升则总穿黑色的裤子,草绿色的军装,戴草绿色的军帽,背军用挎包。这身打扮成了马氏时尚品牌,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颇有后现代的意味。他拄双拐,靠一条腿走路,速度却快得我这个正常人几乎跟不上。据说,冬天,他常常在结冰的路上滑倒。除了画画,他也写小说,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署名迪星)就出自他的手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星星美展”游行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挥舞着因拄了几十年双拐而硕大无比的手,边走边发表演说,吸引了众多围观的群众。马德升的情绪似乎永远是亢奋的,不管是高兴还是气愤,总爱使用最极端的言词、最夸张的表情,苍白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又黑又大,专注地注视着谈话对手,他的神经质使人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因为艺术,我想还因为残疾,他过于敏感而脆弱。一次在圆明园聚会,他喝了过量的酒,任性地出口伤人,扔掉拐杖,甚至把搀扶他的人咬伤。当时我并不在场,是事后听我弟弟徐勇讲的。深夜,徐勇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把他从圆明园一直带到市中心,否则,醉酒而又行动不便的马德升,在郊外不知怎样度过那个夜晚。八十年代中期,他到了法国、美国,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女朋友当场毙命,他本人也几乎丧生,这使他原本不寻常的经历更增加了传奇色彩。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马德升曾经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是行业内的先进工作者。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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