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的行为都应该能找到变化的动因。比如我,上中学时,我是写大批判稿的能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当小学教师时,曾经因为没发展我入党而委屈得直哭。如果不是两年无辜的牢狱之灾,可能如今我会是一个模范的小学教师,当然,这不等于说现在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事实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的职业理想。但我不知道,现在还允许不允许让我当一个好教师。我不了解马德升的早期经历,也没和他深谈过,不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反叛是由政治始,还是由艺术始;是由思想始,还是由性格始。想起他,我便会不由自主地问:使马德升超出常规的动因是什么呢?他在何时何处偏离了原来的轨迹,而从北京柴棒胡同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院里的一间兄弟三人合住的拥挤的平房里走出来,走向七十六号,走向西单墙,以至走向美国、法国,从拄着双拐到坐上轮椅?
与马德升的躁动与疯狂形成反差的,是钟阿城一向的不愠不火。我在《今天》认识的艺术家中,阿城可以被称为智者,不只因为他的画好,更因为他人活得明白。他曾经说“我这个人好色”,还没等我从尴尬中醒过味儿来,他又忙解释:“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他是追求完美的,日常生活就是他的审美对象。在德胜门内那间破得屋顶几乎要塌下来的平房里,穿着中式小褂儿、面带菜色、弱不禁风的阿城,喝二锅头酒,抽劣质烟草,吃炸酱面,画画和摄影,还悄悄地写小说。八十年代中,阿城爆出冷门,小说《棋王》引起轰动,他因此被评论界称作寻根派的代表人物。“琼瑶热”在大陆方兴未艾的时候,“阿城热”在台湾风起云涌,阿城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他在小说首页的作者简历中这样写:“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些钱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这是典型的阿城式表达。一个不自信的人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这样讲话的,别人崇拜你,如果把自己太当回事,会被认为是狂妄,如果把自己太不当回事,会被认为是对别人的蔑视。只有阿城能这样说,他有实力这样说。
荒芜青春路9
没有北岛、芒克、黄锐等人就没有《今天》,这是事实;没有北岛的《回答》,没有芒克的《天空》,没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没有江河的《纪念碑》,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现代诗历史中的地位,这也是事实。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足够多的人评说并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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