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父亲又在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走资派”。
――我姥爷是被人活活打死的,全部罪证就是和当时的国家主席的一张集体合影;我姥姥在姥爷走后的一个月后投井自杀,我妈说:那时正是实冬腊月,井里没有水,她不是淹死的而是在井里活活冻死的。
你别当故事听,这是真的!
我妈在最美好的年华,突然之间失去了最宝贵的一切:父亲、母亲和所有的梦想――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她最终活了下来,也许是求生的本能,也许是为了等待父母的沉冤招雪……
我妈二十九岁嫁给我爸,她经过了十几年的颠沛流离,终于在千里之外的凌山县又有了自己的家。一年后她有了我,接着,姥爷的案子平反。之后在父亲的活动下,她成了乡中学的一名教师,没过多久,因为教学成绩突出,她又被借调到凌山一高中。
我妈在一高中的那几年,正是一高中开始腾飞的时期,可以说,一高中现在的知名度完全是她们那批老师恁借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来的。那时,我妈是一高中毕业班最出名的数学老师和班主任,也是唯一只有高中学历而任教高中的教师,现在许多老老师都曾与她共事并对她印象极好,她甚至教过我们班的班主任――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当上一高中学生会主席的原因。
我想,在我出生后的最初十年里,她也曾有过一段幸福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姥姥、姥爷的悲剧在她心灵上造成的伤痛渐渐减弱,而事业、家庭又给她带来新的满足与欣慰;小时候,我很少见到她,但我记得她那时的笑,那种历尽沧桑、苦尽甘来的笑。
可是,她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多久――我爸爸是这个笑容的缔造者,同时,也是这个笑容的终结者。”王梓良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
“――再说我爸:
我爸的出身与我妈正好相反,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九岁放猪,十三岁下庄稼地,据我奶奶说,我们原来那个八口之家之所以没人饿死完全是因为他这个长子拼命劳作的结果。
因为家里穷,我爸一天书没念过,就连自己的名字都是后来我妈教他的。可就这么个大老粗,后来竟然当上了赵屯的村支书,接着,在他的领导下,赵屯竟然提前十年在凌山县率先实现‘小康’。
――禹作敏被定罪之后,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像我爸这样的基层干部,他们的成功是偶然的,走向失败却是必然的――他们的成功是自发的‘革命’冲动与纯朴的农民情结合力的结果,而他们必然失败,可以套用我们政治课本里的一个现成概念“阶级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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