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把国内邮寄录像带的
时间考虑在内。结果,我失去了录旁白的可能,亏得膝导经验丰富,才勉强
用各种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联词和电影素材编在一起。但这毕竟是亡羊补
牢,从专业角度来看,节目的完整性与深度都受到很大影响。
还有一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前一段时间,国内市场上出现过不
少盗版的外国影视节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节目的新鲜感。
所有这些教训,如果是单单做主持人就很难真正领会,我在懊悔之余也
感到学有所得。《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和制作因此变得有的放矢。一
九九六年五月底,滕导率东方电视台摄制组赴美,直接用PAL
制录像,省去
转制的图像损耗;当时我已毕业,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导亲自担任
摄像(他本人是摄像师出身),对镜头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后期编辑薄
古参加了前期拍摄的全过程,对素材的内容及顺序更加心中有数。
而对于我来说,第二阶段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时的节目内容由影视评
论转向社会现实题材,如治安、戒毒、减肥等等,这就要求我更多的以记者
的身分出现,查阅资料,拟定节目的结构,直接用英语采访,并亲自撰稿,
工作量比前一阶段增加了好几倍。不过,两年多来我学的就是这些,现在有
了用武之地,心里很痛快。
况且,电视本来就充满了乐趣。
就在今年四月份,《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分别刊登了对我的采访。
由于这两份报纸和杂志在美国很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杨澜视线》在拍
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特权”。比如,闻名于世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
来只允许美国电视台进入,而且只许拍新闻,不许逗留。而经过事先协商,
他们破例允许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拍摄时间。
尽管如此,时间仍显紧迫——仅仅是在博物馆楼上楼下走上一圈,两个
小时也不够啊。于是我们决定事先作为一般参观者,进去“探探路”。这一
“探”,就是一天。酷爱艺术的滕导和灯光师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画前流
连忘返,大呼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暴饮暴食”。这样“饱餐”一顿后,我
们坐下来细细“消化”,一致认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太紧张,只有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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