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信心。
于一飞并不因为古今中外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先例而说其不好——他还是十分推崇创新的,但不论怎么说在别人——即便不是中国的老师——生病时大声叫好确实是一种不友善的行为,这是于中国人还在炫耀的礼仪之邦不相符的。但毕竟现在已换了人间,现代人不能理解那时的人的心态,他也不想再深究什么,也就说是一种适应。
就比如有一个老师讲“举案齐眉”这个典故出自阮籍和孟光是大家都不愿意听——现代人关注的是比尔。盖茨,胡雪岩,牟其中这样的有钱人和罗纳尔多那样能踢球的人,对这样已经死了几千年的人当然不感兴趣,那老师便随便说了下去。讲到阮籍“常驾车而出,遇深沟鸿壑乃大哭而归”时李满朝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告诉于一飞估计这就是“阮籍的穷途之哭”了,见他还不明白,便又补充说:“就是《滕王阁序》里的‘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于一飞也点了点头,却有清晰的听见有人说了声“有病”,他抬起头看了看,那个声音连个源都没有。
二十二
张开一直都没有想明白那次邂逅老学生会主席在他的大学生活乃至整个生命中是一福还是一劫。其实他不认为一个好的结局就说明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对的——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歪打正着,就象一个好人也总会有缺点一样;同样一个坏的结局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过程都是错的——只要有一个环节错就足够了,就像中国落后了不能归过于酒文化一样。但这肯定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他成为第一个没有人推荐的学生会副主席,走上了历届学生会工作的顶峰;但同时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引以为荣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伤痕累累的躯壳。
他干工作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为了积累经验,他认为社会在不停地变化,人也总在社会中变换着地方和角色,经验总是等你总结出来再拿去用的时候已经过时或与环境不相适应了,就象一个村长在六十年代的大寨得出结论只要给人们说是为共产主义,大家就会好好干活,但拿到现在的大邱庄就不好使。所以解决“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不是说他就认为这样很好,这只是个权宜之计,但既然变与不变都不能赶上时代,那就懒得再费神了。
而如果后来不辞职的话——他对这事一点也不后悔,从未这样想过,尽管他也认为自己的失败在于辉煌的一面没有走到底而悲剧的一面又无法更改。
遇到老主席是在一同去上课的路上,要一起走一段时间,不好打个招呼就走,只好再说两句,三句话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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