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走进漆黑空荡的楼房,然后打开后门引舅舅进来,再锁上大门。邻居有过问的,都以为我住到外婆家了。舅舅在楼房里象囚犯一样,见不得阳光,也不敢点灯,每天靠我从后门偷偷带吃的给他。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外面风声稍为平静,外祖父到保长那里送礼说情,舅舅才敢公开露面。但后来又一次抽壮丁,舅舅还是被捉走。外祖父不得不花钱买个人顶替,才算了结。为此外祖父破了产。
1949年8月23日,螺城解放了。国民党军队一早就退出城去,街上已不见一兵一卒。那时关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谣传很多,有说他们象“封神榜”里的人物,神通广大;有说他们凶神恶煞,不近人情。那天,我和几位小朋友一直扒在屋顶上,注视着公路上的行人,想看看解放军到底是啥样的,可惜到傍晚还看不到有什么动静,却听说游击队已进城接管了县政府,说他们穿着普通人的衣裳,跟老百姓没有两样,只在腰间插一支挂红布条的短枪。
虽然没有“看”到解放,但觉得整个县城的气氛变了,到处充满生机。人们象是从黑黝黝的地洞里走到阳光明媚的天底下,感到明亮和舒畅。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到街上去可以看到文工队在街头表演节目,或是一队穿着红黄服装的男女青年打着腰鼓在迎送什么。对孩子来说,这是新奇和激动人心的。大人们都说解放了,人人平等,不许再有压迫和剥削。大家兴高彩烈地大声议论着,传递一些新名词。各种民间组织:农协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的牌子就象雨后春笋般地树了起来。
很快,就有人来叫我去参加儿童团。团长是个能干的小青年,常给我们讲解放区抓特务打坏蛋的故事。有一天,他突然分配我跟另一位儿童团员每天要在我家屋后的小路上站岗查路条,那时治安混乱,进城要凭区政府开的介绍信,称为“路条”。我家屋后的小路是进城的一条通道。当时,我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和信任。就这么一句话,我俩立即当作一件神圣而伟大的任务来执行,一刻也不敢怠慢。每天一大早就拿着红樱枪,挂上红袖章,笔挺笔挺地站在路口,对每一位过往路人严肃认真地问一声,“同志!你有路条吗?”不放过任何一个没有路条的人。一天就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被我们挡住了。他解释了半天,最后还是悻悻地返回原路去。当再次看到他,带来了路条,我们竟感激地对他道起谢来,我想这是对他和对自己的共同赞美。此外,儿童团还不时搞宣传演出。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个小小台面,模仿着从大戏台上学来的节目,曾吸引过不少小观众,连大人有时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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