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交心”,说是正如信徒对神父的忏悔一样,“知错就好,说出来没有人会知道,上帝会宽恕你的。”但团宣委马上解释说:“对大部分同学的‘交心’,我们绝对保密。比如有一位同学把最见不得人的事也交代了。我们至今替他保密。对何海生不一样,你不公开,他也早已泛滥,就象浓疮是包不住的,还是公开出来,让大家都来帮助他更好。”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所谓“交心”,完全是种骗局。那些人一旦找不到别人的缺陷就心里不舒服,总是想方设法要将人家身上的所谓‘肮脏东西’给挖出来,才肯罢休。如此才感到“安全”,才显得他们是最“干净”的,也即最“革命”的。
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叫起来:“何海生今天的检查很不象样,关键问题一个也没有谈。我问你,你跟反属子女程伟平打得火热。你们之间的关系要交代清楚,都说了些什么?他有没有指使你借‘鸣放’向党进攻?你站起来老实交代!”我站起来了,无言对答。后来团委书记叫我坐下。我再也没法注意其他人的发言了。
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争是痛苦的,要经得起考验。只要把问题都交代了,同学是会谅解的。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挖一下思想根源。”我不自觉地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听进去。我的心还在发抖,由于害怕,也由于愤怒。我的作风谈不上堕落,我跟伟平的关系也是清白的。为什么只要跟所谓“反属”子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受到怀疑不信任。难道他们生来就不配受到普通人的待遇?难道还叫他们走父辈们的路?难道“贼的儿子就是贼”?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看成是敌对的,有害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
一连几个晚上,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我前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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