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回想起来，一个青年人不应该拒绝到困难的地方去，当年我做对了。要想使自己的生活多一点色彩，就包含有美好的，也有困苦的，有舒适欢乐的，也有艰难痛苦的。但不论在哪种环境，一样能发现生活中有益的教诲。我在乡下教书所经历和体会到的，远比城里要丰富得多，有趣得多。发配“边疆”不见得是件坏事吧！

十、在“社教”中受“教育”

1963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1964年9月发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在全国各地逐渐展开。螺城县则到1965年春才在沿海七个公社首先开展“社教”。作为运动的组成部分，同年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被集中到县城参加为期十五天的政治学习。

对这场运动，当年不少教师心有疑惧。1957年“反右”斗争的阴影还没有消除，以为要再来一次思想上的“大扫荡”。组织者大概估计到大家忐忑不安的心理。会上反复强调“不整人，不搞人人过关”，交代讨论不许记录。明确表示是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和“四清”的要求，对干部进行一次阶级教育。同时帮助各级党组织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规定工作队队员要与群众“四共同”，不得凌驾于群众之上。说明这是一场和风细雨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

从县里学习回来后，刘同志作为涯崎大队“社教”工作队的代表进驻学校。我却因此受到一次有趣的“教育”。

刘同志待人和气热情，跟大家都谈得来。他刚来时对我好象特别看重，曾个别向我了解学校的一些情况，鼓励我靠拢党组织，积极争取进步。我有点受宠若惊，以为工作队知道我教学一向认真，责任心强，是个好同志。

不久，按照运动的要求和安排，刘同志主持召开一次“放包袱”的小组会。所谓“放包袱”跟以前的“交心”有些类似，都是要大家向组织坦出心里的“秘密”。会上校长首先发了言。他对个人谈些鸡毛蒜皮的事，却尽在讲学校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他声称责任在自己，实际是对教师作不指名的批评，让大家感到不该给校长带来麻烦。教师们也一个个轮流“放包袱”。大家谈得最多的却是炫耀自己的成绩和优点，再用一个“但是”，提出一个达不到的高度，来表示自己的不足，或抛出几点无关紧要的过错作为“检讨”。我觉得他们的发言与“放包袱”显然是“文不对题”。也许是我对上级的意图悟性太高，也许是忠诚的本性难移。我坦率地讲出工作中的不少缺点错误，思想上的疑虑担忧，可以说毫不保留，全无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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