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可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那时被称为“两面派”的陶铸刚刚在中央被揪出来，他还是中央文革小组“五干将”之一，是广东省的前任省委书记。这里的“当权派”象预料到什么，纷纷逃避。广州象个“不设防的城市”。省委机关瘫痪，市政府没人过问，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不知去向。接待室成了难民营，整个大厅全是徒步“长征”到这里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垂头搭脑，无精打彩，有的躺倒在地上，有的背靠背互撑着，或倚着柱子，蹲在墙边，几乎都在埋怨不该出来受罪。听一些人介绍，他们已经来了三天三夜还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没有人给办理接待手续。门口有一群人在拼命敲打办公室的窗户，大声叫喊，可是整座房屋象死人一般，任你百般捶打也不吭一声。

我们只好跟大家一块挨到天亮。第二天不知道是谁从哪里弄来一位工作人员，几十人簇拥着把他推向办公室。他在不停地挥手声辩，不肯向前。可是没有人听他的，两个象是头头的“红卫兵”把他硬塞进屋里去。外面的窗户立即贴满了一张张渴望的脸，十几只手一齐伸向只容得一个脑袋的窗口。我们还算幸运，相到一位独占鳌头的人求他代办了，才没有受到更多的苦头。

我在广州住了十四天，每天到一个地方游览参观，广州的风景胜地几乎看不完，有几处离住所远一点的就没有去过。关于他的美丽还是留在我的记忆里吧！肯定有很多人写过。不过我觉得他不如鼓浪屿有种自然的美，他端庄浑厚，两个相比，犹如看油画和水彩画，一个是远看得好，一个是近看得妙。对广州的想念还是在离开她以后，到了上海，才觉得他是和平好客的。然而在珠江畔还有一群贫穷落后的水上人家，十几条小船横卧江边，一船一户人家，住着老少两代人，还喂着鸡鸭猫狗。破烂的衣裳晾在桅杆上十分显眼地随风飘扬，无疑给这座美丽的城市抹上一笔极不相称的色彩。就象在一个豪华的客厅上还摆着几只讨饭的篮子，太煞风景了。

在广州“串联”期间接触到的人不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从上海来的“红卫兵”，跟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听他自我介绍是一位中学教员，三十几岁模样，穿着十分朴素，待人也和气。他整天呆在房里写东西，很少出去游玩。交谈中他直言不讳为“大叛徒”刘少奇辩护。我们感到惊讶，一个个默不作声。我却从内心钦佩他的胆量，看到中国的希望，在那样恐怖的年代，居然有人敢公开唱反调，是很难得的。他只住了三天就走了，他那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象一盏明灯，一直亮在我的心里。

我的同伴大概玩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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